宁波的梅雨总是缠绵，湿漉漉的空气里混杂着消毒水的气息。每日清晨七点半，我踩着被雨水打湿的台阶走进口腔医院总院，金属门在身后合上时发出轻微的嗡鸣，仿佛一道界限——门外是学生的懵懂，门内是医者的征程。

正畸科的诊室明亮如昼。我上手操作的第一位患者是十六岁的少女，睫毛在灯光下投出细密的阴影。她选择的是隐形矫治，而我的任务是为她粘接附件。带教老师站在身侧，目光如炬：“附件是矫治器的着力点，误差不能超过0.5毫米。”我手持酸蚀剂，棉签在牙面上画出微小区域，每一步都像在显微镜下舞蹈。光固化灯亮起的瞬间，树脂在齿面上凝结成透明的山丘——那不仅是矫治器的支点，更是患者对未来笑容的期待。

隔周参与固定矫治复诊，金属托槽如星罗棋布。为患者更换弓丝时，我需要先拆除旧弓丝，用转矩钳细致调整新弓丝的形态。十四岁的男孩紧握扶手，指节发白。当我将弓丝精准嵌入每个托槽槽沟时，他突然含糊不清地说：“医生，下次体育节我能笑着拍照吗？”我愣了片刻，郑重颔首。那一刻我忽然明白，我们矫正的不仅是牙齿，更是被畸形遮掩的青春。

转入口腔颌面外科时，恰逢桂花初绽。这里的空气比正畸科多了一丝凝重，患者眼里常含着忐忑。第一次独立拆线是在周三下午，患者是位年轻教师，下颌智齿拔除术后第七天。我持组织剪的手微微颤抖，线头埋在略微红肿的牙龈里。老师轻声提醒：“手腕放松，顺势而为。”当最后一根缝线被取出，患者对着镜子轻触伤口，露出术后第一个舒展的微笑：“小伙子，你手很轻。”那些曾被我看作寻常的缝合线，实则是患者身体与心理的双重愈合之路。

最深刻的挑战发生在麻醉实操日。患者需拔除右下颌智齿，我需要实施下牙槽后神经阻滞麻醉。穿刺点位于翼下颌韧带外侧，针尖需深入组织2.5厘米。模拟了数十次的步骤在真实场景中变得陌生——患者的咽反射明显，黏膜皱襞因紧张而收缩。我深呼吸稳住手腕，依循骨面进针，回抽见无血后缓缓推注阿替卡因肾上腺素注射液。五分钟后，患者半侧下唇出现麻木感——麻醉成功！老师轻拍我的肩：“这一针打通了理论与实践的壁垒。”

这些瞬间在记忆里定格成永恒画面：光固化灯幽蓝的光晕里浮动的微尘，拆除旧弓丝时迸溅的金属碎屑，剪断缝线时扬起的细微弧度，麻醉药液在注射器中澄澈的透明。它们共同编织成我作为医学生的蜕变之旅。

医学的本质或许正在于此：它既是冷峻的科学，要求分毫必较的精确；又是温润的人文，需要感同身受的共情。在宁波口腔医院的每一天，我都在齿间方寸之地见证着这种双重性的融合。那些矫治器附件托起的不仅是牙齿，更是人生的重量；那些缝合线连接的不仅是组织，更是信任与责任。

离院那日雨歇初晴，我回望门诊大厅里流动的人群。忽然懂得希波克拉底誓言的深意——医学的成长从来不是技术的单向积累，而是在无数双手的托举下，学会如何用专业与温情，守护另一群人的欢笑与安康。齿科治疗椅上的灯终会熄灭，但那些被照亮的瞬间，已永远镌刻在我职业生命的髓腔深处，成为指引前路的永恒光源。

文字｜王天伟

图片｜王天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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